陕北地区史前考古工作集中在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这个阶段是该地区文明演进的重要节点，不仅诞生了以石城聚落为标志的文明形态，更形成了以石峁文化为核心的区域格局，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区域。然而，相较于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生业经济等热点问题，考古学文化的年代问题始终存在争议，进而限制了对考古学文化性质和考古学文化关系的理解，而这些问题正是探索陕北乃至河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重要前提。因此，本文旨在重新梳理和分析陕北地区已发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并将其与周边区域典型遗址的测年成果进行对比，重新审视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
仰韶时代晚期
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考古材料相对较少。从考古学文化因素看，伴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瓦解，中原地区对陕北地区的文化支配地位明显减弱，陕北地区文化因素的来源趋于多元化。南部地区继续与汾渭平原保持密切的联系，邸楠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五庄果墚类型。北部地区虽然存在喇叭口尖底瓶，但是小口双耳壶和丰富的彩陶因素，却反映出内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文化的强烈影响。
陕北地区本阶段仅有横山杨界沙和横山大古界遗址开展了测年工作，由于两处遗址均为晚段遗存，年代上限还需要在周边区域寻找线索。包头阿善和包头西园遗址的测年工作开展较早，年代范围集中在3900BC～2700BC，由于两处遗址包含早段遗存，因此部分学者将本阶段的年代上限定为3800BC或3500BC。从许永杰和韩建业的陶器分期可见，阿善遗址T9④、西园遗址F5的相对年代较早，但是测年数据却非常晚，并且年代区间非常大，可见部分测年数据存在很大问题，年代上限还需要在仰韶中期的年代下限中寻找证据。
展开剩余80%离石德岗遗址是河套地区仰韶时代中期的典型聚落，高精度测年范围集中在3200BC～2900BC。由于德岗遗址出土的重唇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和曲腹盆等具有典型的晚段特征，因此其年代下限具有代表性。近年来，灵宝西坡、高陵杨官寨等遗址的测年数据引发了学界对仰韶中期年代下限的的思考，部分学者提出2900BC应是庙底沟类型的结束时间。由于退化重唇口在陕北乃至河套地区多有发现，德岗遗址的测年数据又与汾渭平原的测年成果完全吻合，因此2900BC左右应是陕北乃至河套地区仰韶中期的年代下限，同时也为仰韶时代晚期的年代上限提供了佐证。
横山杨界沙和大古界遗址是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典型聚落，高精度测年范围集中在3000BC～2700BC（图一）。由于两处遗址出土的喇叭口尖底瓶、鼓腹罐、深腹罐等具有典型的晚段特征，因此其年代下限具有代表性。庆阳南佐、垣曲上亳遗址是陇东和晋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典型聚落，其中晚段遗存的年代下限集中在2700BC左右，与横山杨界沙和大古界遗址基本一致，因此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年代下限可定为2700BC，持续时间仅有200BC左右。
图一 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碳十四年代峰值图
龙山时代早期
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考古材料相对丰富。与周边区域“龙山化”的文化态势一样，陕北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南部地区继续受汾渭平原的强烈影响，盆形斝、单把罐、石厨刀等器型与陶寺早期遗存非常相似，应是后者影响的结果。北部地区虽然受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间接影响，但是饰横篮纹的“乳凸”状尖底瓶、直壁缸、折腹盆等器型已经属于阿善文化的范畴。
陕北地区近年来在延安芦山峁、靖边庙梁和横山红梁遗址开展了高精度测年工作，由于三处遗址均为晚段遗存，年代上限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寻找线索。若以斝作为龙山时代早期的标志，陕北地区的年代上限要晚于汾渭平原。如果考虑遗物发现的偶然性，则不能排除陕北地区也有早期斝的可能性，故年代上限与汾渭平原大致相当或略晚。尖底瓶本阶段在汾渭地区已经普遍消失，但是陕北地区还继续了延续尖底瓶的演变序列，出现了标志性的“乳凸”状尖底瓶，该类器型应当作为陕北地区进入龙山时代早期的标志因素之一，因此年代上限应与仰韶时代晚期衔接。横山杨界沙和大古界遗址是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高精度测年，并且得到了周边地区年代数据的佐证，因此2700BC的年代下限相对准确。此外，汾渭平原龙山时代早期遗存的年代上限普遍集中于2700BC左右，进一步佐证了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年代上限。
图二 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碳十四年代峰值图
延安芦山峁、横山红梁和靖边庙梁遗址是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典型聚落，高精度测年范围集中在2400BC～2200BC（图二），由于三处遗址均为典型的晚段遗存，因此其年代下限具有参考性。古城东关和襄汾陶寺遗址是晋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典型聚落，其中晚段遗址的年代下限集中在2200BC左右，与陕北地区高精度测年数据基本吻合，因此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年代下限可定为2200BC。
龙山时代晚期
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考古材料非常丰富。从考古学文化因素看，除了南部地区的文化面貌模糊以外，整个区域普遍流行以双鋬鬲、单把鬲、甗、斝、盉和三足瓮等为代表的稳定器物组合，并强势冲击和影响了晋中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形成了以石峁文化为核心的聚合格局，河套地区也首次实现了区域内部的文化整合，达到了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峰。
陕北地区本阶段的测年数据非常丰富。寨峁梁、庙盘、圆疙瘩和上阳洼遗址均为早段遗存，年代上限集中于2200BC（图三），并且与晋西地区兴县碧村遗址小玉梁地点的年代数据基本吻合，年代上限具有参考性。以宽弧档双鋬鬲、圜底瓮、直壁缸和喇叭口平底瓶等为代表的器物组合与龙山时代早期遗存的衔接非常明显，由于陕北地区龙山早期的年代下限为2200BC，并且得到了周边区域年代数据的佐证，因此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年代上限可定为2200BC。
图三 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部分碳十四年代峰值图
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年代下限一直存在争议，观点包括2000BC、1900BC和1800BC。石峁、新华、火石梁、木柱柱梁和神圪垯梁遗址均为近年来开展的高精度测年，年代下限集中于1700BC（图三），由于六处遗址均包含典型的晚段遗存，因此年代下限具有参考性。值得注意的是，吴小红等近年在石峁遗址开展了一系列高精度测年，将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的年代范围定为2200BC～1600BC，年代上限与本文结论吻合，年代下限则有所延长。由于相关数据并未发表，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但是从陕北地区相关遗存的年代数据看，1700BC应该是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普遍的年代下限。传统上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伴随着龙山时代的落幕而逐步兴起，这种现象在晋南、关中、豫西等区域普遍可见，但是陕北地区石峁文化在1750BC并未湮灭，而是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共同存在于北方地区，这个结论对于思考石峁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历史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结语
通过对陕北地区已发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可以初步重建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仰韶时代晚期的年代范围为2900BC～2700BC，龙山时代早期的年代范围为2700BC～2200BC，龙山时代晚期的年代范围为2200BC～1700BC。
需要注意的是，陕北地区的空间范围非常广阔，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存在不均衡性，年代序列也存在差异。受限于田野考古工作的不足，区域性编年框架尚难以全面建立，但是通过核心遗址的年代学审视，建构关键节点的时空坐标，对于探索陕北乃至河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具有促进意义。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创新平台专项（2025PTWY20）、榆林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2023GK9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榆林学院法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张小筑
审核：冯朝晖
监制：赵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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