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阳路147号，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旧址。穿过油画镜框大门，以及藏着“乌龟锁”“三响锁”的囚禁分界线，走到“十字楼”下，我们来到了“上海监狱陈列馆”。
随着陈列馆大门缓缓开启，最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块水泥纪念碑，上面写着：“上海市抗日纪念地点、日本战犯关押审判和执行处。上海市人民政府1997年8月11日公布。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立。”
“2014年9月1日，国务院发布80处‘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上海有2处，一处是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地，另一处就是这里。”提篮桥监狱民警施锦秀介绍。
作为中国境内首个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所在地，80年前，共有8批47名日本战犯在这里接受审判。
展开剩余89%“二战结束后，针对日军暴行，不仅有东京审判，中、美、英、法等国还在亚太地区组织了50场乙丙级审判，其中，提篮桥监狱就是盟军指导美军在上海设立的美军军事法庭，法庭就设在‘十字楼’的2楼和6楼。”施锦秀说。
历史照片显示，审判期间，2楼的法庭正面设5个法官座椅，两侧坐记录员和翻译，记录员后设有几十个记者席，翻译席后为受审日本战犯席。法官对面，一面为检察官，一面为律师席。
提篮桥监狱旧址（图源：上海监狱）
事实上，战后的上海不止这一处军事法庭。
除了盟军设立的军事法庭，中国政府在1945年12月至1949年初，于南京、上海、沈阳、北平、太原等城市组织了10场乙丙级审判。上海的军事法庭设在虹口区江湾路1号，即现在的四川北路2121号。这里曾是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中国政府的上海军事法庭就设在这幢建筑的四楼。上海军事法庭总共审理了146个案件、185名战犯，在10场乙丙级审判中，审判时间最长、涉及地域范围最大，全面展示了中国独立清算战争罪行的能力。
上海军事法庭旧照
一
提篮桥监狱不仅是盟军军事法庭的审判地，也是上海审判的重要行刑地。
除了美军军事法庭判决的5名战犯在此被执行绞刑，在中国政府上海军事法庭审判的战犯中，也有11人在提篮桥监狱刑场被枪决。此外，广州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被撤销，有3名日本战犯的行刑工作移送到提篮桥监狱。所以，提篮桥监狱总共执行了19名日本战犯死刑，其中处绞刑5人、枪决14人。
走进位于“十字楼”三楼的绞刑房，可以看到这里仍保存得完好如初。面积约18平方米，三面环壁，一面在离地2米左右的高处开有两扇气窗。地板中间，有一个约1.8平方米的长方形孔，两侧各安装了一块活动地板，绞架装在活动地板正上方的天花板上。
施锦秀介绍，执行绞刑时，囚犯会从小门被押出来，手脚用绳索绑牢，头部用黑布头套套住，令其站在活动地板上，用绞架上的绞索系住脖子。行刑官一声令下，执行人推动控制活动地板的手闸，两块活动地板轰然向两侧分开，犯人双脚悬空，窒息而亡。片刻后，用绞索通过方孔，将尸体从三楼放到二楼，经检查确认死亡后，再从二楼放入一楼的停尸房。
“十字楼”内的绞刑房（除标注外，均 刘雪妍 摄）
审判及执行时的情景
室外刑场现在的所在地
室外刑场则位于提篮桥监狱的西北角。第一个在这里被枪毙的日本战犯是黑泽次男，1947年8月12日，他被执行枪决时，周围的房屋上及高处站满了围观群众，还有一些人是特地从别处赶来观看的。施锦秀说：“刑场当时与监狱隔开一道围墙，枪决前要将犯人提押出监狱的二道门，通过一扇小门，再来到刑场内。听前辈讲，让犯人从矮门躬身进来，也有让其低头悔罪的用意。”
“十字楼”三楼的战犯照片
“十字楼”里陈列的资料
二
翻看相关文献资料和新闻报道，会发现上海审判从来不是孤立的法律场域。那些被押上被告席的战犯，每一笔罪行都刻在民众心上；每一次庭审的推进，都离不开千万双眼睛的注视、千万双手的支撑。
1945年底，上海地方检察机关开始调查登记日军罪行，并接受上海市民的检举。截至1946年 3月11日，市民共检举日军罪行案件30080余件，涵盖屠杀、掠夺、虐待等多种类型。
英文的《大陆报》在1946年9月21日刊发图文报道《指认日本宪兵》：96名曾遭受日本宪兵队酷刑和暴行的上海市民，经当局组织，统一前往日本战俘管理处，指认施暴者，当场质询……
上海审判期间媒体对公众指认战犯的报道（资料照片）
上海审判期间，上海军事法庭还在《申报》《新闻报》等上海主要媒体上刊登战犯名单及罪行摘要，呼吁市民提供线索；同时，法庭致函江苏、浙江等日军罪行高发地区的地方政府，请求协助调查核实案情，并多次到犯罪现场调查，搜集人证物证。
虽然上海军事法庭设在江湾路1号，但当局也根据战犯的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审判场所。
1948年8月23日，《新民报》晚刊在醒目位置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受审”，开头便是“国防部上海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今晨在塘沽路市参议会三楼大礼堂公审冈村宁次”。
上海审判期间媒体的报道（资料照片）
冈村宁次原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11月晋升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日本侵华期间，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法庭在空间更大的市参议会大礼堂对冈村宁次进行公审。
这场公审，吸引了大量旁听者。冈村宁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8月23日，公审之日终于到来......9时30分公审开始，旁听者千余人，外国人也不少，座无虚席……今日的公审，是考虑到对民众和国际的影响，是一次大型公开展……”
冈村宁次接受公审（资料照片）
在上海审判期间的报刊上，还能找到很多与审判相关的报道：线索征集、开庭通知、审判进展，判决结果……点点滴滴，汇聚成同一个主题：严惩战犯，人心所向。
上海审判期间相关媒体的报道（资料照片）
三
但是，上海审判绝非民众情绪的宣泄，而是严格遵循司法规范和程序正义的审判。
从上海法庭的法官和检察官名单，不难看出上海审判汇集了当时中国一流的法学人才：首任庭长刘世芳，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曾任上海高等法院院长；第二任庭长李良，先后就学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和司法储才馆，曾任上海高等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法政学院等校法学教授；检察官林我朋，曾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夏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审判官胡永龄曾编纂《战时国际公法》；审判官王健，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哈佛大学法学硕士，曾任震旦大学法学教授……
他们深谙国际公法与审判程序，更怀揣着对民族的赤诚。李良公开表示：“务使每一案件，勿枉勿纵，绝无遗憾”。
面对战犯的反复狡赖，上海法庭的法官和检察官以专业素养筑牢证据链。他们的笔，写下的不仅是判决书，更是一个民族对正义的坚守。
所以，面对证据确凿的审判书，哪怕再擅长伪装的日本战犯都会惊慌失措、骇然变色，乃至丑态毕露。
1947年1月6日，上海军事法庭判处原常熟宪兵队队长米村春喜死刑。当庭长李良宣读判决书和理由时，曾经矢口否认罪行的米村春喜面色惨白，浑身颤抖，被两旁的法警架着，才没摔在地上。
（ 资料照片）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曹鲁晓介绍，除此之外，上海法庭还审理了因无法就地处理而转运或引渡而来的战犯。由于内战烽火导致部分地区司法体系瘫痪，从山东、厦门乃至日本引渡的战犯，纷纷被押解至上海受审：青岛海军港务部翻译丸山辰幸非法拘禁案、威海宪兵队军曹星野多喜雄实施酷刑案、厦门领事馆大佐松本一郎等14人共同实施酷刑案……
可惜，上海审判也有遗憾。曹鲁晓觉得，最大的遗憾是冈村宁次被无罪释放，这也成为国民政府在这场审判中最大的败笔。由于冈村宁次与国民政府达成了交易，导致围绕他的审判变成一场“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闹剧。
不过，这一历史污点并不能抹杀上海审判的意义。因为包括上海审判在内的战后审判，对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宣示主权、伸张正义的重大事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侵略者的正义审判，不仅揭露了日本的战争罪行，而且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声讨和清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义史上的浓彩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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